我们与艺术的距离
当阿布拉莫维奇表演她的行为艺术作品《节奏零（Rhythm 0）》时，极简主义的艺术派系正在美国兴起。如果前者以身体为媒介，使艺术与其自身之间的距离 physically 无限趋近于零；后者对客观世界的纯粹形式展开探索，又使艺术无限远离人文范畴。我的思考是：我们究竟应该与艺术保持怎样的距离？换句话说，博物馆式的艺术观察行为和街头式的艺术参与活动之间又有何高下之分？
答案可能是无趣的。与其直接阐述观点，不如举一例说明。当我和友人去 KTV 唱歌时，友人点了一首 MC HOTDOG 的名曲《差不多先生》。歌中有这么一句歌词：「我是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代表我很天真，也代表我是个贱人。」而我那位友人在唱的时候，每次都把这句歌词的最后一句唱做「也代表『你』是个贱人」。显然，当他演绎艺术作品时，他又同时处在一种自我指涉的语境之下，这种语境就使他无法成为「艺术上的贱人」。
对于演员而言，这种场合是司空见惯的。早年间的戏剧作品中很忌讳出现剧中角色的遗照，大概是因为演员在这一刻便无法进入角色，而成为了一个作品之外的观察者吧。经常可以听到某位演员出演过激场景会被称为一种「为艺术献身」，这位献身的艺术家能够得到其试图从艺术上获取的好处吗？
如果我们从中攫取的好处仅仅是一种因哗众引起的商业价值，这似乎又背离了艺术活动的本质。我并不否认世界上存在如阿布拉莫维奇一样既过激又自然地表达自我的人，但不自然地投入艺术还不如自然地观察艺术。就像《方形（Square）》这电影里，中产阶级观众们可以用眼睛观察，也可以用手指按下按钮。他们保持着一种与艺术的「安全距离」，而当这种安全距离被海报上那位扮演猿人的行为艺术家打破时，所有人都陷入了混乱。
中产阶级的舒适圈审美模式固然值得批判，但我们依然需要这种审美模式下的艺术。那些古典油画、经典书籍，我不会否认欣赏它们的意义，难点在于如何合理有效地拓宽我们的审美窠臼，而又不让人「出戏」。当友人面对「贱人」时，当演员出演难以接受尺度的场景时，毫无疑问他们已脱离艺术的鉴赏，无论其克服与否都显得意义变质了。
这是我一直以来把游戏看作好的艺术媒介的理由。人们面对游戏时，往往会更乐意参与到其中。借此，一种艺术与我们之间的全新关系会被自然地建构。